屠守锷临危受命八次试射全部成功,余梦伦讲屠守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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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梦伦讲屠守锷:“屠老总”和“长二捆”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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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守锷与中国长二捆

编者按

  我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著名导弹和火箭专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和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屠守锷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2年12月1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为挖掘整理广大院士在科研生涯中亲身经历的中国科技界的重要事件、所承担的重大创新成果以及为国家科技事业作出的贡献,面向公众传播科学精神,展示科学家风范,本报通过院士口述、组织访谈、史料编纂等方式,以“小故事”的呈现方式,开设院士口述故事系列,此为第一篇。

  屠守锷1917年12月5日生,浙江省湖州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系。1941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应聘为美国寇蒂斯飞机厂工程师。1945年回国,先后任西南联合大学航空系副教授,清华大学航空学院副教授、教授,北京航空学院副教务长、系主任、院长助理。1957年调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工作,历任八室主任、一分院二室主任、第二设计部主任、一分院副院长兼第二设计部主任、一分院副院长兼第一设计部主任,七机部第一研究院副院长,七机部总工程师、科技委主任,航天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航空航天部、航天工业总公司、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等职务。

■余梦伦

  屠守锷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候补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等多项荣誉。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6年当选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90年首批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9年被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讲述人:余梦伦
(中科院院士,航天飞行力学、火箭弹道设计专家,曾经承担国内多种运载火箭的弹道设计和发射工作,系统提出了运载火箭的弹道设计理论和方法,为中国弹道式导弹和大型运载火箭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屠守锷早年从事飞机结构力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后投身我国导弹与航天事业,长期从事导弹与火箭总体技术理论研究与工程实践工作,对导弹研制过程中重大关键技术问题的解决,大型航天工程方案的决策、指挥及组织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

被讲述人:屠守锷(中科院院士,火箭总体设计专家,“中国航天四老”之一,长期从事导弹与火箭总体技术理论研究与工程实践工作,对导弹研制过程中重大关键技术问题的解决、大型航天工程方案的决策、指挥及组织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中国导弹与航天技术的开拓者之一。)

  20世纪80年代后,屠守锷参与了我国火箭技术发展重大战略问题的决策,领导解决了若干重要型号研制中的关键技术问题。他积极倡导将我国自行研制的火箭打入国际市场,并多次提出发展捆绑技术,亲自指挥攻克了由于捆绑带来的结构动力学难关,为我国大推力运载火箭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屠守锷是我国杰出的航天科学家,他先后担任了中国自行研制的液体地地中近程弹道导弹、中程弹道导弹的副总设计师,同时也是我国洲际弹道导弹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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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科研工程严谨认真、为人处世谦逊和蔼、面对困境迎难而上,不仅带领我们创造了中国航天的奇迹,也留下了丰厚的精神财富。值此屠守锷院士诞辰一百周年,我回忆与“屠老总”的二三事,是以为念。

  投身航空缘于曾遭日军轰炸

“人家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

  顶着无数光环和头衔的屠守锷,最初从事航空航天研究的动力,却是动荡旧中国的一段屈辱历史。少年屠守锷在上海游学时,父亲来沪接他回南浔老家过春节,走到半路,突然,天空中出现了几十架日本轰炸机,一架接一架地向地面俯冲下来。父亲意识到大事不好,拉着年纪尚小的屠守锷往轮船码头疾跑。

我们亲切地称他为“屠老总”,他也欣然接受了这个称呼。屠老总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人家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这句话也是那个年代激励我们攻坚克难的动力。

  炸弹像雨点般落下来,繁华喧闹的大上海,瞬时间房倒屋塌、血肉横飞!面对劫难后的满目疮痍,少年屠守锷立下了自己的终生志愿:一定要亲手造出我们自己的飞机,赶走侵略者,为死难的同胞报仇!

1957年9月,屠守锷作为聂荣臻元帅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的顾问,参加了与苏联的谈判,促成了导弹技术的引进,而后,他便和战友们开始了中国第一枚导弹的仿制工作。在从仿制到独立研制第一枚地地弹道导弹的过程中,他成了导弹设计研制的行家里手。

  抱着航空救国的决心,屠守锷发奋读书。1936年,屠守锷考取清华大学机械系。清华设立航空系后,他毫不犹豫地转到了航空系。1940年,屠守锷从清华大学毕业,次年又以优异成绩取得公费留美资格,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硕士学位。

1961年,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合同,屠守锷临危受命,担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副院长,全面主持导弹技术工作。屠老总是一个不信邪的人,面对多方阻力和压力,他只平静地说了一句:“人家能做到的,不信我们做不到。”

  屠守锷无暇欣赏美丽的异国风情,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学业。两年后,他取得了科学硕士学位。随后,他应聘成为布法罗寇蒂斯飞机制造厂的一名工程师,负责飞机强度分析。他知道,这是一个宝贵的实践机会,要想造出中国自己的飞机,必须有实际的经验,从事这份工作,正是长本事的良机。他整日伏案工作,掌握吸收所能接触到的技术。

他广泛听取意见,深入科研生产一线,潜心研究,参与制订了“地地导弹发展规划”即“八年四弹”规划,这个规划经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的中央专委会议批准后实施,对中国导弹与火箭技术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还参与和主持选定了中国中程、中远程及远程导弹技术方案和研制途径。

  1945年抗战胜利后,历经浩劫的祖国百废待兴。屠守锷立即辞去了工作,从东部的布法罗横穿北美大陆,历时40余天,到达西海岸的旧金山。没有客轮,他便搭乘开往青岛的运兵船,回到了祖国。1957年2月,正当壮年的屠守锷应聂荣臻元帅之邀,跨进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大门。从此,他的命运便与中国航天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带头攻关 打破垄断

  研制导弹只为祖国需要

自上世纪60年代后期,为加快战略武器发展,我国在研制成功多种导弹的基础上,开始部署洲际弹道导弹的研制,这需要集中全国力量进行突破。

  从回国之初的任教、搞研究,直到1957年,屠守锷的专业都是飞机。“为啥改行搞导弹?国家需要啊!”掷地有声的话语,至今仍回荡在后辈的耳边。

这时屠老总被任命名为洲际弹道导弹总设计师,带领科技人员突破了一系列技术瓶颈,解决了许多技术难题。特别是在洲际液体弹道导弹的研制试验中,以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提出独到的见解和解决问题的办法。

  屠守锷的新岗位,是钱学森领导下的十大研究室主任之一,负责导弹的结构强度和环境条件的研究。没有资料,没有图纸,他和众多专家一起,既当研究人员,又当学生,在极为有限的条件下,搜集资料,摸索实践。

屠老总支持完成“在国内靶场有限射程进行洲际导弹飞行试验”。国外洲际导弹飞行试验需要在射程1万公里以上的海上或陆上靶场进行,而我国陆上仅有2000~4000公里射程的国内靶场,另外对于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来说,当时并不具备在海上进行发射的条件。

  “第一枚导弹搞得最艰难。”1960年末,苏联撤走全部援建专家,仿制的导弹是下马还是继续?面对阻力,他只平静地说了一句:“人家能做到的,不信我们做不到。”几十年后,已经功成名就的屠守锷在接受采访时平静依旧:“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慢慢知道应该怎么搞,没有现成的。”

于是,我们在屠老总领导下,探索在国内有限射程条件下进行洲际导弹的飞行试验方案,经过大家不断计算、分析、思考、改进,终于确定采用特殊高、低弹道飞行试验弹道方案,实现在国内靶场有限射程条件下进行洲际弹道导弹飞行试验方案,这在世界上是首例。

  没有外援,屠守锷和同事们自行制订了“地地导弹发展规划”即“八年四弹”规划,还参与制订出其技术发展方向,主持选定了中国中程、中远程及远程导弹等重大技术方案和技术途径。这个规划,对中国导弹与火箭技术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经过5年左右时间,我们攻克了地下井热发射、大直径弹体结构、推力矢量控制、数字化制导控制、弹头突防技术等多项关键技术,成功完成了性能可靠的具有当时国际先进水平的洲际弹道导弹的研制,并保证了1971年9月我国第一个洲际导弹首飞成功,打破了当时美苏两大国在洲际弹道导弹上的垄断。

  1962年3月,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中近程导弹在首飞试验中坠毁,痛苦与失望笼罩在科技人员的心头。屠守锷临危受命,两年后,这种中近程导弹连续8次飞行试验都取得成功。与此同时,中国第一代导弹技术专家掌握了导弹研制的重要技术和基本规律,为以后各种型号导弹的研制成功奠定了基础。

重回一线 创造纪录

  1980年5月9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出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80年5月12日至6月10日,由中国本土向太平洋南纬7度零分、东经171度33分为中心、半径70海里圆形海域范围内的公海上,进行发射运载火箭试验。全世界都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中国。

在研制洲际弹道导弹时,屠老总提出了在洲际导弹基础上研制发射重型返回式卫星运载火箭的设想,该运载火箭定名为“长征二号”。

  屠守锷一生中经历过许多次发射试验,但没有哪一次像这次这样举世瞩目。1980年早春,屠守锷率领试验队进入了依然寒气逼人的茫茫戈壁。戈壁滩的天气就像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刚刚还是阳光明媚,转眼就可能飞沙走石。屠守锷身穿工作服,在火箭测试阵地与发射阵地之间穿梭往来,鼻孔、耳朵、衣服里常常灌满了沙土。他常常一干就是20多个小时,困了在木板床上打个盹,又奔赴现场。

在研制过程中,火箭二级发动机的选择是一个关键问题,屠老总根据弹道优化的结果,提出将一级发动机用在二级上,一、二级采用同样的发动机,简称“一代二”,即使用一种发动机完成二级火箭的设计,当时这在世界上是首创。

  要确保发射成功,远程导弹身上数以十万计的零部件,必须全部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在那复杂如人体毛细血管的线路管道上,哪怕有一个接触点有毛病,都可能造成发射失败。尽管有严格的岗位责任制,尽管发射队员个个都是精兵强将,但在屠守锷带着大家进行的几十次眼看手摸、仪器测试中,还是查出了几根多余的铜丝。多悬呀!屠守锷肩上的担子实在太重了。短短几个月,他浑圆的脸瘦了一圈,乌黑的头发也白了几许。

此后用于发射国外卫星的长征二号E捆绑火箭、载人运载火箭长征二号F,以及一级二级和助推器全部都只用一种发动机,简化了长征火箭方案,这对提高火箭可靠性和降低成本是十分有利的。

  导弹在发射塔上矗立起来了。在签字发射之前,屠守锷整整两天两夜没有合眼。年过花甲的他不顾连日劳累,一鼓作气,爬上了发射架做最后的检查。

现在美国SpaceX公司名震全球的法尔肯9运载火箭,出于简化系统、降低成本目的也是全箭采用一种发动机,但距离我们“长征二号”火箭已时隔40年了。

 

完成“长征二号”,屠老总年岁已高,逐渐退居二线。然而“长二捆”的研制,让他重回航天第一线。

  助力“神七”“天宫”飞天

上世纪80年代,美国和欧洲运载火箭和航天飞机接连失事,出现卫星运载火箭的短缺。我国利用这个时机,果断出击,一方面将现有“长征二号”和“长征三号”推向国际市场,同时筹划将长征二号捆绑火箭(简称“长二捆”,它是利用长征二号火箭,采用捆绑方式构成运载能力更大的火箭,实现低成本的单位运载能力)推向国际市场。

  “长二捆”这个科技名词,近年来屡屡见诸报端。将几个助推器“捆绑”在一起组成的“神器”,让这个型号的火箭拥有更大的推力,将一颗颗卫星和载人飞船乃至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准确、安全地送入太空。

1985年中国正式向世界宣布:中国自行研制的长征火箭将投入国际市场,以低廉的价格,承揽国外卫星发射业务。中国航天人果敢地迈出这一步,也彰显了中国航天技术的成熟和勇气。

  屠守锷是“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主持了全部研制工作。1975年11月,“长征二号”成功地将我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送入轨道。但随着我国太空探索脚步的加快,运载能力1.8吨的“长征二号”已经力不从心了。

这是我们第一次研制捆绑火箭。当我们决定要“打入”国际市场时,“长二捆”火箭并未成形,其方案还只是停留在图纸上。不过,我们的方案得到了西方国家卫星公司的认可,并跟他们签订了发射合同和预定了发射日期。

  “我们需要更大推力的火箭,解决的办法就是‘捆绑’。”屠守锷提出了高速度、少投入地发展大型运载火箭的最佳途径,并首次将“长征二号”丙火箭作为芯级,捆绑了4个液体火箭助推器,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可比“长征二号”丙火箭提高约3倍。这个火箭的型号被定名为“长征二号”E火箭,也就是后来国人耳熟能详的“长二捆”。

然而,我们与美方签订的合同要求中方在合同生效后18月要完成一次成功的发射,正常情况下,研制一枚大型捆绑火箭至少需要4到5年,所以“长二捆”火箭的研制任务十分紧迫。

  “18个月完成研制并首飞成功!”直至今年4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师生前来拜访时,他还清楚地记着这段艰苦又令人骄傲的历史。在屠守锷的眼中,“长二捆”就是个“有出息的孩子”,在“长二捆”基础上发展的各型火箭更是让人爱不释手。

屠老总亲自上阵,亲临第一线和有关专家一起讨论,研究捆绑火箭动力学数学模型、计算方法、试验方案,同时他也积极宣传研制捆绑火箭对中国航天发展的意义,支持技术创新,推进中国运载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长二乙”运载火箭是在“长二捆”的基础上,按照发射载人飞船的要求研制的运载火箭。是目前中国所有运载火箭中起飞质量最大、长度最长的火箭,火箭全长58.3米。截止到2004年,该火箭总共发射五次,全部获得成功。

在这一场智力与时间的竞赛中,经过我们的努力和全国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援和协作,终于在1990年7月16日,“长二捆”火箭成功进行了首次发射。中国航天人创造了18个月研制一枚新型捆绑火箭的世界航天新纪录,这个奇迹不但凝聚了中国航天人的智慧、胆略、拼搏精神,也凝聚着屠老总对中国航天的奉献。

  “长二F”运载火箭在2008年,成功发射“神舟”七号载人飞船,把三名航天员送入预定轨道并进行空间出舱活动。2011年9月,将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送入太空的,还是“长二F”。

“没有总设计师的架子”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位专家对记者说,屠守锷的眼光绝对超前。“翻开上世纪90年代‘长二捆’刚刚发射成功时欧美报章的评论就可知悉。”法国《世界报》称它“令人生畏”,美国报刊赞其“世界先进”,还有科技评论称:由此中国火箭地位提升至“第三”。

屠守锷作为我们的领导,在日常工作以及平时与我们的相处中没有任何“架子”。我们有时会开玩笑地称他“屠老头”,他也不生气。

  大师点滴:批斗会上演算公式

1971年,在我国第一个洲际弹道导弹在酒泉发射场进行首次飞行试验期间,各方领导、主管人员、专家和技术人员聚集在发射场,发射场规定领导在专用的小食堂吃饭,但屠老总坚持要和我们一起在大食堂排队打饭。

  一位曾采访过屠守锷的记者回忆说,屠守锷工作严谨,却不乏率真、无畏,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挡他对科研的热情。在研制我国首枚洲际导弹初期,屠守锷受命担任总设计师,限定的试飞和定型的日期很短。偏偏在这时,一场浩劫席卷全国,屠守锷的科研工作遇到了空前困难。

他花白的头发在我们当中特别显眼,我们担心他年纪大,排队站时间长了身体会吃不消,纷纷劝他不要排队前往小食堂用餐。屠老总笑笑说:“没有关系,我身体很好,和大家一起排队打饭可以谈谈工作上的事。”屠老总平易近人的作风深得大家的钦佩。

  面对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一个接一个的批斗会,屠守锷我行我素,埋头于洲际导弹的论证、实验。一次群众批斗大会上,别人慷慨陈词,他却笔走游龙,旁若无人地演算公式。很快,他与同事们一起,终于拿出了洲际导弹的初步设计方案。

屠老总作为航天技术科学家,他在晚年的重点工作是把握方向,即使退休也没有放下中国的航天事业,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中国“长二捆”的快速顺利研制成功,也不会产生那么大的国际影响力。

  事故不能阻挡人类开发太空

他将我们团结成一个庞大的攻坚克难的科技团队,报效国家。屠老总忠于国家的品格和攀登科学高峰的钻研精神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学习。
(本报见习记者韩扬眉整理)

  2003年,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失事,为人类太空探索事业蒙上了一层阴影。屠守锷在表示惋惜和哀悼的同时,坚定的说:“人类探索太空的旅程充满艰险,发生事故在所难免,但事故并不能阻挡人类开发太空的脚步。”

《中国科学报》 (2018-11-27 第4版 综合)

  作为老一辈航天人,屠守锷心中激荡的是中华民族的“飞天梦”。“关键是要吸取教训,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得更好!”屠守锷的科研之路也不是一帆风顺。他主持设计的长征二号运载火箭,在1974年11月5日首次发射时,因控制系统的一根导线断裂而失败。而在他和科研团队的努力下,1975年11月26日进行的长征二号第二次发射,成功将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准确送入轨道。

  打太极拳克服营养不良

  除了散步,屠守锷还有三大爱好:打太极拳、听古典音乐、读书。认识屠守锷的人都说他是一个有鲜明个性的人,喜欢静,从来不爱抛头露面。他的一切,包括爱好,无不是在静谧的氛围中进行。少年时的屠守锷爱上了“以静御动,虽动犹静”的太极拳。20世纪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为了克服营养不良对身体造成的影响,他坚持每天打一套拳,并一直坚持到晚年。

  读书是他的另一大爱好。他读书的范围很广,除了专业书外,文史哲都有涉猎。他也看小说,魏巍的《地球的红飘带》曾在他的案头放了很久,读了几遍。

  为母亲“扫盲”替孩子“护短”

  屠守锷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他年轻时,曾将教老母认字当作一项任务来完成。虽说比教大学生难多了,但在他的坚持不懈下,母亲终于“扫盲”,从目不识丁,到可以看信、读小人书。

  屠守锷的老伴回忆说,他对家和孩子照顾得较少,但他并不因此而感到“气短”,因为当孩子们与母亲发生矛盾时,他总是无原则地站在孩子们一边,以至于几个孩子都认为爸爸亲切,妈妈严厉。在同事眼中,屠守锷也并非不苟言笑之人,在试验队的时候,没事儿时他也和试验队员们开开玩笑。平易近人、没有架子是他留给下属和后学们的一致印象。

  捐资助学:不命名不宣传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设有多项奖助学金,其中一个名为“宏志清寒助学金”的奖励基金丝毫看不出背后的名头。这笔资金,就是屠守锷14年前捐出私人积蓄设立的。自1999年来,一代代学生受助完成了学业,只是今后这笔助学金不能再由屠守锷亲自发放了。

  1998年,屠守锷向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捐赠了私人积蓄30万元,作为帮助勤奋好学、愿为中国航空事业而学、家境贫困学生的奖励基金。至今,北航网站上还明示着这样的获奖资格:贫而有志,穷且益坚,愿意改变祖国和家乡面貌;生活朴素,乐于助人;学习态度端正,有追求真理的勇气。

  在各界名人热衷将自己名字刻进大学校园的浮躁时代,他却谆谆嘱托:不用他的名字命名奖励基金,也不宣传。

 相关资料:航天四老

  屠守锷、任新民、黄纬禄、梁守槃被尊称为“航天四老”。

  任新民,导弹总体和液体发动机技术专家,曾作为运载火箭的技术负责人领导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黄纬禄,火箭与导弹控制技术专家,被称为“巨浪之父”、“东风-21之父”。
梁守槃,导弹总体和发动机技术专家,被称为“海防导弹之父”。(记者 王东亮
通讯员 李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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