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河国际点击登录:无须落下帷幔的功勋化学家精气神儿,光看眼皮底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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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宏鑫:“光看眼皮底下的,不是好科学家”

永不落幕的功勋科学家精神

■吴宏鑫

——写在杨嘉墀诞辰100周年之际

讲述人:吴宏鑫(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究员,主要从事航天和工业领域的自适应控制和智能控制理论与应用研究)

光明日报记者张蕾

被讲述人:杨嘉墀(著名航天科技专家、仪器仪表与自动化专家、我国自动检测学奠基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863”计划提出人之一)

他是“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863”计划倡导者之一,也是促进北斗导航系统应用的牵头建议者;几乎在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他都会高瞻远瞩地提出重大建议,无论是导弹、人造卫星还是探月工程。

1965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到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1968年所里进行调整,我就成了航天502所(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的一名工作人员。

2006年6月11日,杨嘉墀——这位为祖国的航天事业与科技事业奋斗一生的战略科学家溘然长逝。2019年7月16日,正值杨嘉墀诞辰100周年纪念日,他的学生、同事与朋友们再次追忆这位战略科学家功勋卓著的一生——为了不忘记过去,更是为了创造未来。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和杨嘉墀先生都被隔离审查。那时候,他是航天502所的副所长,我是所里一般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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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我和杨先生两人互不相识,因为关在一个屋子,我们就成了朋友,那也是我这一生的转折点。

杨嘉墀为航天五〇二所研究生做卫星应用发展报告。资料图片

审查室中的人生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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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我们的工作都被中断,每天就待在隔离审查室。当时我非常恼火,把我抓起来,实在是不服气,就经常在房间里发牢骚。

杨嘉墀与航天五〇二所毕业研究生在一起。资料图片

杨先生却一句话不说。他就坐在我前面,看书、写东西,我们两个人各做各的。有人叫,我们就出去接受审查。

1、“我最高兴的事,莫过于看到卫星被成功地送上天去”

后来我才知道,除了写检查、做交代,这期间杨先生竟然一直坚持做卫星控制方案。为了不让别人发现,他把手稿放在抽屉里。

“出吴江,学哈佛,归国效力,八十七,做人做事皆楷模;精仪表,掌自动,再领信息,八六三,两弹一星建奇勋。”这是恩师逝世时,时任嫦娥一号卫星总指挥兼总设计师的叶培建送上的一副挽联,它高度概括了杨嘉墀不凡的一生。

有一天,我又开始发牢骚。杨先生就问我:“你究竟有没有问题?”我说我当然没有问题。杨先生说:“没有问题,你就该干吗干吗去。不给你平反,你就什么都不干?十年以后,给你平反又怎样?你这十年都耽误了。”

其实早在回国前,杨嘉墀在美国就已小有名气。他研制的快速模拟计算机和快速自动记录吸收光谱仪等生物医学用电子仪器,被业界命名为“杨氏仪器”。才华横溢的他,被纽约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看中,成为每周在该所工作三天的“生物医学电子学”创始人。

从那以后,我也不吵了。不让我继续工作,我就开始学习。学英语、日语,学现代控制理论、计算机控制这些专业课,这些都是当时大学里没学过的东西。

1956年,新中国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呼唤海外留学生归国效力。祖国的召唤令杨嘉墀热血沸腾。他义无反顾地变卖了在美国的所有家当,购买了示波器、振荡器、真空管等祖国科技事业发展所需要的仪器。

这是我跟杨先生学到的,如何在逆境中自处。

1956年8月,杨嘉墀携家人踏上了祖国的土地。此时,正赶上国家制定《十二年科技规划》,提出落实规划紧急要抓的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和计算机四个领域。杨嘉墀作为专家参与了筹建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和建立自动化技术工具研究室的工作,并担任室主任,率先开展火箭探空特殊仪表等探索性研究工作。

转行坐冷板凳

1957年10月和1958年1月,苏联和美国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相继上天。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表态“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考虑到开展人造地球卫星研制对未来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影响,中国科学院专门成立了“581”组,杨嘉墀正是成员之一。

1978年平反以后,我本应该回到卫星方案总体组,继续研究卫星控制方案。杨先生则建议我不要再回去,让我转到航天器自适应控制这一块。当时我也不懂,还专门跑到上海去,请上海师范大学的王家声老师给我讲了一下。

于是,从“东方红一号”开始,到一箭三星、返回式卫星、地球同步轨道卫星……我国航天事业的每一个重大突破和进展,都浸透着他的汗水和心血。

回京后,我向杨先生汇报。我问杨先生,“这个东西现在有用吗?”他和我说:“现在没有,但未来一定会有用”。“你要想好了,若要干,至少要准备坐十年冷板凳。领导、同行都不会认可你。”他这么说,我反倒愿意干。

1965年,他参与了《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工作的规划方案》的起草和论证工作;同年,我国开始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设计研制,作为总体组五人成员之一,他组建了卫星姿态测量和控制研究室以及地面测控用数据处理设备研究室。

除了要求我有“坐冷板凳”准备,杨先生还希望我成为既能搞理论,又会搞工程的科研工作者。这样一来就有个“坏处”——“两头不是人”:搞理论的认为我是搞工程的,搞工程的觉得我是研究理论的。

1975年至1987年,我国成功发射10颗返回式卫星,星上使用的都是他主持研制的三轴稳定姿态控制系统。

但杨先生说,搞自动控制,就是要做这种人。这对我之后的科研方向影响很深。

1979年,在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第八届空间控制讨论会上,他与别人合作发表了题为《中国近地轨道卫星三轴稳定姿态控制系统》的论文,进一步奠定了在国际空间自动控制领域的声誉与地位。

杨先生还说,你先搞航天地面工程和“民用”工业系统的控制,那里可试验你的各种想法,等待条件成熟了就可在航天器控制上试验了。这实际上就是我后来的工作之路。

“我最高兴的事,莫过于看到卫星被成功地送上天去。在国外我也曾怀疑回国后英雄无用武之地,没想到国内有这么广阔的科研天地,没想到我还能为国防建设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我感到非常高兴。”回顾当年参与“两弹一星”工作的经历,杨嘉墀深情地说。

“光看眼皮底下的,不是好科学家”

2、“光看眼皮底下的,不是好科学家”

到了1989年,杨嘉墀先生、屠善澄先生和我定了一个目标,要搞航天器的智能自主控制。

在熟识杨嘉墀的人看来,他处事低调、不善言辞,永远是“三句话合成一句说,三步路并作两步走”,但却看得高、望得远,视事业为生命,一生甘为人梯,无怨无悔。

什么是智能自主控制?杨先生曾在《中国空间计划中智能自主控制技术的发展》一文里给出了解释:在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技术以期达到自主或半自主运行,使系统在全回路中完全或部分没有人参与下运行。他同时指出,中国发展智能自主控制技术有其必要性。

1978年,叶培建考取航天五〇二所的研究生,并获得出国读研的资格。“那时绝大部分人都希望去美国读书,杨先生根据当时国际大环境和美国对敏感专业的限制,建议我去欧洲学习。于是我改学法语去瑞士留学。从现在的结果来看,杨先生的建议对我非常有益。”叶培建说。

我们在那一年递交了空间智能自主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申请报告。围绕这一目标,还制订了三个阶段的研究计划。

1984年,杨嘉墀以中国航天部总工程师的身份去日内瓦开会,利用休息时间乘火车到纳沙泰尔听取叶培建的学习和工作汇报,还到实验室现场观看了演示并给予鼓励。“那天,他没有时间游览一下这个美丽的城市,就匆匆乘火车返回了日内瓦,令我十分感动,所里其他国家的留学生都因我有这样的好师长而感到羡慕。”至今想起,那种关怀都令叶培建心生温暖。

但由于一些原因,报告一直未得到认可,有人提出申请“名字”要改一下。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究员吴宏鑫与杨嘉墀的相识则颇具戏剧性。“‘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和杨先生都被隔离审查。他是航天五〇二所的副所长,我是所里一般工作人员,本来两人互不相识,因为关在一个屋子就成了朋友。那也是我这一生的转折点。”吴宏鑫回忆。

杨先生坚持,“空间智能自主控制”一个字也不能改。他给出几点理由:第一,研究主体不能只有航天器,要放在整个空间,眼界要放宽;第二,航天器在天上,出了问题要经过故障分析和判断,只靠地面站控制,不及时也不安全;第三,将来天上不只一颗卫星,如果是几百颗卫星,出了问题要怎么管?管理人员、地面设备、测控费用怎么算?所以必须研究自主控制技术。

工作被中断后,每天只能待在隔离审查室,年轻气盛的吴宏鑫感到很恼火,经常发牢骚;杨嘉墀却一句话不说,只顾埋头看书、写东西。“后来我才知道,除了写检查、做交代,这其间杨先生竟然一直坚持做卫星控制方案。为了不让别人发现,他把手稿放在抽屉里。”吴宏鑫说,正是那时候,自己从杨先生身上学会了如何在逆境中自处。

到2004年重点实验室申请获批,15年里申请报告一共递交了11次,中间的阶段非常熬人。而且,由于我们当时的研究太超前了,为项目争取经费也很不容易。最开始是自然基金委在1986年的时候,给“全系数自适应控制方法”研究批了1万元经费。后来总装备部、科技部、科工局、五院等单位也先后给了资金支持。502所研究生、博士生等青年人才也通过这些项目成长起来。

平反后,吴宏鑫本该回到总体组继续研究卫星控制方案,杨嘉墀却建议他转到航天器自适应控制这个领域。

现在看来,杨先生那个时候就已经想得很远。他曾经说过:“你搞研究的,要看到20年之后。光看眼皮底下的,不是好科学家。”

“这个东西现在有用吗?”

平易近人、不忘工作的杨老

“现在没有,但未来一定会有用。你要想好了,若要干,至少要准备坐十年冷板凳,领导、同行都不会认可你。”

杨先生非常平易近人。我与他相识多年,从来没有看过他发脾气。

基于由衷的钦佩与信任,吴宏鑫听从了杨嘉墀的建议。

1980年,当时的系统所邀请外国专家来北京讲课交流,专门讲自适应控制这一块,但是两三天的课要收30块钱的报名费。

1989年,杨嘉墀牵头给航天五〇二所制定了个发展目标,准备搞航天器的智能自主控制,并向上级有关部门递交了成立空间智能自主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申请报告。由于一些原因,报告一直未得到认可。有人提出将申请的名字改一下,杨嘉墀却坚持一个字都不能改。

30块钱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目,我哪交得起?那时,杨先生已经是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的所长。他跟我说,你不要急,这个钱我替你交。他帮我交了报名费,我拿着他的请帖去听的课。

在当时,这项研究太超前了。一直到2004年重点实验室的申请获批,15年间他们一共递交了11次申请报告。“现在看来,杨先生那个时候就已经想得很远。他曾经说过,搞研究的要看到20年之后,光看眼皮底下的,不是好科学家。”吴宏鑫感叹道。

听了课以后,我了解了当时在自适应控制这个领域,国际前沿的研究是什么。每次听完课回来,我都要去给杨先生汇报。

3、“期望我国航天技术不断占领科技高地”

2003年我评上了院士,按常理大家都会道贺,但杨先生没有。他专门把我叫去,给我看了一篇文章,名字叫《院士要做遵纪守法自律的典范》。他和我说:“成为院士以后,找你的人多了,事情也多了,你要考虑清楚。”

对于杨嘉墀与陈芳允、王淦昌、王大珩联名向党中央倡议国家发展高技术计划一事,很多人都有所耳闻;不过对于航天五〇二所的人来说,老所长杨嘉墀还有一个研究所版本的“高技术发展计划”。

杨先生还告诉我:“院士只是一种荣誉,你做工作,要对得起国家。”

1995年,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的国际自控联航天器自主和智能控制会议上,杨嘉墀发表了《中国空间计划中智能自主控制技术的发展》,为中国航天控制跨越式发展指明了方向。

杨先生、屠先生和我还有一个约定,就是聚在一起时,只谈学术问题,其他人事关系、干部任命都不谈。当时所里每星期一次的博士生导师组学术讨论,所长和副所长都必须参加,这是很了不起的。

1997年,他又致信航天总公司领导:“为了进一步提高未来卫星型号的控制水平和长寿命可靠性,五〇二所在卫星智能自主控制方面多年来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已取得成果……但这些新的方法真正要用到型号任务中去,还需要进行一些系统实验,才能推广应用,为此该所提出了建设‘空间智能自主控制实验室’项目。该实验室可以对外开放……并可为该所研究生和博士后的培养提供实验基地。”

杨先生去世前曾因为胯骨摔伤住院。我在他骨伤基本痊愈、准备要出院的时候去看望。他一见到我,就开始谈工作的事情。当时杨先生的夫人徐斐也在,还劝我们等出了院再谈。没想到这之后,他因为被痰呛住,大脑失去知觉,一直到去世前也没办法说话。这也成了我们之间最后一次谈话。

去世前,杨嘉墀曾因胯骨摔伤住院。面对前来医院探望的吴宏鑫,杨嘉墀特意叮嘱了几件事:一是坚定不移地继续研究智能自主控制;二是发展重点实验室,注重与国内外同行交流;三是抓紧培养年轻科研人才,让学生尽早投入工作……

杨先生那时叮嘱了我几件事:第一是坚定不移地继续研究智能自主控制,和领导要慢慢沟通好;第二是发展重点实验室,注重与国内外同行的交流;第三是抓紧培养年轻科研人才,让学生尽早投入工作……

“他当年叮嘱的这些事,我们还在做,也做出了一些成绩。”对于恩师的殷切嘱托,吴宏鑫始终牢记在心。

他当年叮嘱的这些事,我们还在做,也做出了一些成绩。(本报见习记者任芳言整理)

解永春,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资深首席研究员、航天五〇二所科技委主任,硕士与博士均师从吴宏鑫,2013年获中国宇航学会第三届杨嘉墀科技奖一等奖。“关于杨先生的故事,我们听吴老师讲过很多,每次听都有不一样的感受。要完成杨先生的夙愿,坚定不移地研究智能自主控制,不能光是口头上喊口号,还要脚踏实地去做。”在她看来,后辈们最应该从杨先生身上学习和传承的,就是以事业为核心、以国家利益为重的探索与奉献精神。

《中国科学报》 (2018-12-05 第4版 综合)

谈起当年由杨嘉墀等人组成的学术指导小组,航天五〇二所党委书记黄献龙深有感触。“杨先生德高望重却平易近人,他总是随和地向我们提出建议,还会带学术资料给我们看。那时他已经调到院里,工作很忙,但与学生们的学术研讨是一定要参加的。那时,以杨先生为首的学术指导小组就是研究所看方向的领路人。”

“期望我国航天技术将不断占领科技高地,到21世纪中叶,能够与世界空间大国在航天科技领域并驾齐驱,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2005年2月,在《我这五十年》一文中,杨嘉墀如此憧憬。

今天,当我们在享受航天等领域的高科技带来的安全与便利时,一定不要忘记这位功勋卓著的战略科学家,以及他身上所闪耀的爱国奉献、团结协作、高瞻远瞩、甘为人梯的永不落幕的功勋科学家精神。

《光明日报》( 2019年07月17日0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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