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学术监督的权威从哪里开始,惩戒科研失信

重塑学术监督的权威从哪里开始
惩戒科研失信,铁拳如何准确击中痛点

侯兴宇

段伟文

一般认为,国内的学术监督起步于2007年前后,与世界同行在科研诚信管理上存在20年至30年的差距,但最近两年情况起了变化。先是2017年曝出107篇论文集中撤稿事件,然后是2018年11月发生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这些突发事件客观上极大提升了国内学界对科研诚信、科研伦理的重视程度。

近日,由科技部、央行、发展改革委等41部门联合签署的《关于对科研领域相关失信责任主体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公开发布。很快,媒体多以“史上最严!41部门联合出台43项惩戒措施,遏制科研失信!”之类的标题报道了这一重大治理举措。

从某种程度上说,当前国内对于科研诚信重要性的认识,已跨越20多年的时差,和国际同行站在差不多的起跑线上,国内学术界对完善学术监督体系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

近年来,以大规模撤稿、“突破性”研究不可重复和大量抄袭剽窃为特征的重大科研不端行为或疑似现象频发,不但让科技界和学术界倍感错愕,更令整个社会对科学共同体和科研人员的信任大打折扣,必然也引起了治理层面的特别关切。在由此形成的巨大压力下,合作备忘录的出台并非意外。

在此之前,国内学术监督因常表现出“护短”“迟缓”“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遭受诟病。那么,重塑学术监督的权威从哪里开始呢?

这体现了相关部门推动科研诚信建设的指导思想,即为了构筑诚实守信的科技创新环境,科研诚信要全覆盖、无禁区、零容忍,以构建潜心科研、追求卓越、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应将合作备忘录的内容进一步细化,以保证后续在处理科研不端行为时更加合法合理,取得更好的执行效果。

笔者认为,要从认真贯彻两办《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文件和执行联合惩戒的措施起步,而其中关键则是厘清学术监督的职责和范围。

首先要做的,是对科研领域的失信行为进行明确的界定,避免将科研不端行为与一般失信行为混为一谈。从科研领域来讲,至少可以区分为科学研究和科技创新两类。前者与学术研究相关,后者涉及产业开发。科学研究和产业开发这两类不同的科技活动所涉及的所谓“失信行为”是不一样的:前者多为科学道德学风和科研伦理层面的科研诚信问题,后者往往涉及经济和法律层面的商业信用问题。

2018年11月6日,41个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对科研领域相关失信责任主体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列举43条联合惩戒措施,这堪称迄今为止国内各领域处理失信行为最严格的条款,显示了国家对科研失信行为的惩处决心。

需要注意的是,科研诚信与商业信用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我们常常将违背科研诚信的剽窃、造假和篡改数据等科研不端行为称为“失信”,但其性质首先是道德和伦理层面的。同样,我们可以进一步追究科研不端行为在经济等民事活动层面造成的衍生危害是否属于民事法律意义上的“失信”,但在此之前首先要对两种不同性质的“失信”进行明确的区分。不然的话,难免影响联合惩戒的合理性、合法性和执行效果,甚至会导致将伦理道德问题法律化等过度治理的情形。

同年5月30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设计了一个责任体系。位于顶端的是科技部和社科院,接下来是学术共同体,然后是第一责任单位,最基层的是广大科研人员。

现实的情况是,在“科研领域的严重失信行为”中,真正动摇公众对科技界诚信的信心的,是那些严重违背科研诚信的重大学术不端行为。必须突出这个重点,才能让全覆盖的诸多举措不会出现眉毛胡子一把抓。

上述两份文件共同为完善学术监督体系提供了明确的解决方案,同时也为重塑学术监督权威勾勒了基本轮廓。

在对科研诚信和商业信用进行明确区分的基础上,还须对相关责任者作出必要的区分和具体的说明,否则可能模糊科学共同体在科研诚信治理中的主体责任。

一般而言,构建学术监督体系的前提是假设监督对象在学术上未经充分训练、出现问题,通过监督予以纠正,使其走上正轨。因而,监督体系具有基础性和整体性,并非外在于制度体系,而恰恰是体系的一部分。

如果未对科研与创新作出区分,便无法明确指出严重失信行为的相关责任者是科研活动的相关责任者还是创新活动的相关责任者。后者的“失信”多为经济层面的欺诈,可以将其作为一般的经济活动中的失信者看待,通过法律等外在的权威加以裁决。而前者的“失信”主要相对于知识发现和创造中的客观与求实而言,是否存在失信以及是否属于严重失信必须借助专业判断。

一个好的学术监督体系,尤以民主的学术风气、诚信的文化氛围、真实的原始记录等为要。只有先把各个层面、各个环节的责任履行到位,才能避免触发后续联合惩戒部分的开关。

银河国际点击登录,换言之,在科研活动的相关责任者中,由科研人员组成的科学共同体是治理科研不端行为的责任主体这一点必须明确。而管理部门和机构的首要职责是在制度上支持科学共同体的自我净化,即让同行专家、学会的学术委员会和评审委员会成为治理科研或学术不端行为的制度性权威。

在这个监督体系中,除了常见的学术诚信监管部门,如学术期刊、查重机构、举报受理部门、经费审计部门外,还应包括师德建设部门、舆情监测部门,部分研究领域还要有伦理审查部门等。也许还需要心理救助部门。这些部门需协力合作、共同履行监督职责,才能形成有效学术监督。而居于中枢地位的是一个能够独立运行的诚信专责部门和一支专业的诚信专员队伍。

与此同时,在公布联合惩戒的诸多举措的基础上,还应建立相应的针对重大科研不端行为的调查机制,否则难免会从根本上削弱其实施的基础与前提。不论是“科研领域的严重失信行为”还是重大科研与学术不端行为,如果不能吸取既有教训,建立起有效的调查机制,再多的联合惩戒也难免无的放矢。

当前学术监督体系缺少以下要素致其权威性受损。一是缺少启动条件,目前多数监督体系是被动的应答体系,不投诉,不启动。二是缺乏联动步伐,谷仓效应(指内部因缺少沟通,部门间各自为政,只有垂直的指挥系统,没有水平的协同机制,就像一个个谷仓)明显。三是缺乏严惩决心,第一主体未能尽责。至于何时按动学术监督的启动按钮,一直缺乏量化的标准。

其实,从科研人员到普通公众,对诸多重大科研不端行为的看法是一致的:只有对那些最令人关注的重大不端行为或疑似不端行为进行严厉的查处,联合惩戒的铁拳才会真正击中科研失信这一痛点,才会为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提供更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重塑学术监督权威,首先,要解决学术监督体系的启动条件。根据实际经验,可将其分为刚性、柔性和其他3种条件。其中,刚性条件必须启动、柔性条件应激启动、其他条件随机启动。刚性条件包括上级转办督办、线索具体、期刊撤稿中认为存在学术不端等。柔性条件包括需进一步核查的、存在不端可能的线索。其他条件包括管理中的原始记录缺失、投诉撤诉等。以上条件均与是否匿名无关。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技术和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其次,要从原始记录查起,立足于还原科研过程。根据国际同行经验,学术调查一般分为非正式调查和正式调查。非正式调查的目的是对是否启动正式调查进行初步判断。这时候,可以从研究路径、产出物、有关证据等方面给被调查对象一个自证清白的机会。如果没有过这一关,就要进入正式调查。

《中国科学报》 (2018-11-13 第1版
要闻)更多阅读如何看惩戒科研失信“43条”多部门印发《科研领域失信责任联合惩戒备忘录》

再次,坚持学术、行政两条线,就是“让学术问题回归学术调查”。要执行以下原则:一是坚持专家治组,调查组中专家比例不少于2/3;二是尊重原始记录,尽可能再现科研过程;三是由学术委员会集体审议调查报告;四是上一级学术监督机构参与并发挥作用;五是必要时组织听证会进行综合研判,而对于经查不实的也要及时发声、给予澄清。

最后,管理者责任不可或缺。第一责任主体是否尽职履职,是重塑学术监督权威的关键所在。根据国际同行经验,这些职责包括培育诚信的文化、适时的教育培训、对评价者的评价、完善的诚信信息系统、第三方监测预警服务、合理的申诉复议程序等。总之,就是以问题意识为先,程序上要减少瑕疵。

重塑学术监督的权威也有赖于教育先行。当前因科研诚信和科研伦理教育长期缺乏导致研究者无视规则、不知敬畏、鲁莽行事的现象比比皆是,教育未能先行的问题非常突出。只有教育先行,才能让诚信的种子生根发芽,使每位研究者均洁身自爱,自觉避免失信行为的获利诱惑,从而减少失信的“小鱼”一步步长成“大鱼”的机会。(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监督与审计局)

《中国科学报》 (2019-01-07 第1版 要闻)

相关文章

Leave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