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应摒弃浮夸回归理性,从成果转化改革谈起

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员
周健民:科技创新应摒弃浮夸回归理性
从成果转化改革谈起:收获是继续前行的动力

■本报记者 张楠

■本报记者 张楠 马卓敏 沈春蕾

“我国在原始创新方面与科技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中科院南京土壤所研究员周健民近日对《中国科学报》表示,“新时代呼唤国家原始创新能力的提升,此时,科技创新尤其应该摒弃浮夸回归理性。”

话题:获得感

急功近利贻害无穷

走过“十三五”开局之年,我国各项制度改革稳步推进,其中更令科教界人士关注的是,《“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等相关科技政策的实施,是否给科研群体带来了“获得感”?在成果转化、体制机制创新方面是否有所改观?可以从哪些方面继续完善、改进?

“我们习惯于快速引进,习惯于跟班式的研究,习惯于表观数据的评价。这些方式,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和中低端技术阶段是无可厚非的。”周健民认为,“但当我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成为西方发达国家限制,甚至是重点打击对象的时候,我们还沿袭这些方式就会贻害无穷。”

访谈嘉宾:

当前,一些国家正逐渐限制对中国的技术输出。“去年发生的一些事让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关键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周健民强调。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南京分院院长周健民

他分析,我国在原始创新能力上的不足,除了发展时间不长外,还在于科技界以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急功近利思潮。

全国人大代表、厦门大学海洋与地球学院教授焦念志

有点儿进展就自称“重大”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所长吴金水

当前我国论文数量、发明专利数量均列世界第一,但在周健民看来,不管是在基础研究的理论上,还是在重大技术的突破上,我国仍然缺少独创成果:“大多所谓‘紧跟国际热点’,不过是对前沿理论作无关紧要的修补,有一点进展便自称‘重大突破’‘国际领先’,看起来很热闹,却与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的方向背道而驰。”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邓中翰

周健民着重提出,现行对创新标准的理解和评价,偏重于看谁发表的文章多和获取的专利多,这导致研究人员有了论文就能得到各种“人才”头衔,就能获得更多项目,进而可以待价而沽。

成果转化忌浮躁

“不少人对名利的追逐已经掩盖了科学的本真,忽略了长期的坚守,搞乱了整个科学体系。”

《中国科学报》:去年有一批关于成果转化的政策颁布,贵单位是否享受到政策红利?

银河国际点击登录,实际上,没有基础研究长期的积累,就不可能有原始创新和关键技术的重大突破,就会受制于人。

吴金水:新政策在亚热带生态所里已经基本落实了,我们的奖励政策2014年就已经出台了,并且与国家政策是吻合的,符合国家政策预期。国家从面上来控制,而所里政策更加细化。

要改变“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现象

邓中翰:中星微在美国纳斯达克十年的长跑,以及2016年公司开始参与国内资本市场,并借助国内资本市场实现改革发展,这些都是我们直接获得的红利。

周健民呼吁,在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科技创新应该摒弃浮夸,回归理性。

《中国科学报》:限制成果转化率的因素有哪些?

首先应从正确理解科研规律做起。“科技及科技管理的部门和人员都要远离急功近利思想,让科技创新活动真正回归理性。”他说。

周健民:真正能够实现较快转化的成果仍是太少,更多的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成果:缺乏原始创新,在理论层面无法引领科学前沿;面对企业又不能直接转化成产品,继而变成商品。同时,我们也缺少专门从事成果转化的专业队伍和人才。

在具体实践中,周健民认为应该大幅度提升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改变只以项目形式投入的方式,并扩大稳定投入的比重,从而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技人员能静下心来做研究,而不必花费大部分时间跑项目、写申请。

企业端的情况是,大型垄断企业缺乏创新动力,中小型企业没有创新传统,又缺创新能力。另外,我国市场也欠缺真正的风险投资。

对于科技界长久探讨的评价体系改革,周健民也建议,对从事基础研究的人员要放宽评价周期,去除争取经费的指标,重在理论创新和创新潜力及未来影响;对技术应用人员要突出技术引领作用和应用效益;对基础研究成果以国际同行评价为主,对应用研究成果以市场评价为主。

吴金水:尽管国家政策已经有力地推动了大家的积极性,但如果仅以论文来考核评价科研人员的话,很难促进他们往应用道路上走。

“按科研规律,对不同领域、不同科研性质的单位和个人实行分类评价,避免只以人才头衔、论文、专利、项目经费数量这些表观指标作为评价标准,从而逐步改变‘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现象。”

《中国科学报》:对提高成果转化的效率效果有何建议?

《中国科学报》 (2019-05-17 第3版 综合)

周健民:修补每一个断裂的环节。成果转化有个时间周期,不能指望一夜之间获得改进,不能在急功近利的浮躁情绪下指引工作。

须稳住步伐,逐步形成中国科学院的优势。我们的成果转化不仅要看现时的经济效益,也要看对外来新型产业的引领作用,如无锡物联网产业,苏州纳米产业、生物医学工程技术,南京无线通信和激光产业,扬州LED产业等。

焦念志:在发展中国家,只有获得国际认可,成果的转化应用才能更容易。从最基本的研发开始,在专业基础和专业技术上走向国际前沿,才能领导行业发展趋势,否则很难将技术和应用转化为对社会有用的东西。

实验室外也要创新

《中国科学报》:您从哪些方面感受到了科技创新日益凸显的地位?

周健民:近年来各地方对科技创新的重视度明显提高,院地合作需求越来越多,地方上对中国科学院等科研机构及高校的期望越来越高,也给予了更多政策和资金的支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合作氛围。

《中国科学报》:院所、高校、企业如何在创新过程中扮演好各自角色?

邓中翰:创新已经不是孤立在实验室的研究过程了,需要各类主体有效合作;科技研发不仅要有经费支撑,还要有前沿思维、战略布局。

从工作重点来划分,创新大致可分为存量创新和增量创新。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创新重在存量开发,重点是如何提高科研成果的市场转化;在创业中创新则重在增量开发,围绕市场开发产品与技术,重点不是提高转化率,而是如何鼓励发展并给予规范引导。

要松绑不要孤立

《中国科学报》:科研工作者是否逐渐获得“松绑”的感受?

邓中翰: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创新机制建设,在创新文化建设方面变化很大。经过这些年改革,科研人员跑项目、拉关系等现象得到改善,大家更注重创新实效及产业化的潜力。

《中国科学报》:如何进一步减少科学家的羁绊束缚和杂事干扰?

焦念志:科学家不是什么事都必须管,也不是什么事都管得好,要想管得好就必须在自己的专业内做专业的事,有自己的话语权。科学家切忌分心。

周健民:科研要根据研究性质分类管理,建立更科学的评价体系,不能单纯只盯着论文等一些表观的指标。另外,在管理上,即使在中科院这样专门的科研机构,也不是孤立于世的,必然存在属地化管理、参公管理的诸多情况,所以如何建立起专门针对科研人员,且能与社会无缝衔接的管理机制,让科学家享受到充分的自主权,是个重要课题。

《中国科学报》 (2017-03-05 第1版 要闻)相关专题:2017年两会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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